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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6-12-01, 04:16 P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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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 請給台灣的「勞工」一個公平的對待 教師是台灣最忠實的受僱勞工(張輝山)(2391次觀看)

請給台灣的「勞工」一個公平的對待 教師是台灣最忠實的受僱勞工 張輝山


儘管教師是「勞動者與專門職業者」的身分早就是國際的通論 ,國內對教師組織工會也有很高的共識 ,但是目前仍有一些似是而非或刻意混淆的立論,本會再此一一說明:
一、 教師為何需要教師工會?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際勞工組織(ILO)雖為兩個平行組織,但是從一九九六年開始,WTO於新加坡部長會議中宣佈承認ILO所製定的勞動基準。所謂勞動基準是指對各種勞動條件的規範,諸如工資、工時、安全、衛生、組織工會、罷工等。根據一九四八年ILO所通過的結社及組織權保障八十九號公約表示,縱使認定教師與學校雖為公法上的勞動契約關係,仍具有結社協商的權利。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在政黨輪替及全球化的經濟浪潮衝擊之下,財政出現捉襟見肘的窘況,突然之間一向兢兢業業、默默無聲、唯命是從的教師族群被執政者批判是既得利益者。不再忍受漠視與踐踏,更不甘於被抹黑指責為貪得無饜者,受薪階層的教師於是開始了爭取與社會對話的行動,九二八遊行的「團結、尊嚴、工會、協商」訴求,由十萬個教師向全國人民做現場的呼籲與要求。唯有擁有工會的勞動三權,有關教師的工作條件,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雇主(公立學校為主管機關、私立學校為學校)要變更現行的工作條件才會與工會協商。
另外,從「教育改革」的面向而言,真正的後盾是「教師工會」,不是少數的「良心型高級知識份子」。在教師工會發展過程中,才有力量不斷地形成與調整教師、家長、教育行政官僚三者之間的權益網絡,「改革」才不致淪為少數人的「呼籲」。教師集結並團結在工會組織之下發展專業,才有可能落實為集體推動教育改革的力量,少了這些,「教育改革」根本就是緣木求魚。

二、 社會及教師對教師組織工會的意見
民國77年9月28日聯合報民意中心的一項調查指出贊成組織教師工會的占80%,反對的僅占13%﹔另根據傅瑜雯著《我國教師組織之研究》,(民國82年1月,160;173頁)調查解果顯示,有73%的受訪者贊成教師可組織工會﹔民進黨行動綱領明文表示支持教師組織工會﹔黃榮村部長在去年十一月教育文化委員會報告「『九二八教師遊行事件』教育部應對之道及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之探討」,其中檢討(三)「有關教師要求籌組工會的訴求,在本部委託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九月上旬及下旬進行的兩次電話民意調查中,超過七成的教師及半數的一般民眾均認同教師組織工會,此項共識大致已形成。」
去年九二八教師大遊行四個訴求:「團結、尊嚴、工會、協商」,十萬教師在「工會」的旗幟之下遊行與社會對話,這是最真實的民調,不容有人刻意製作假民調混淆。
過去在「工會法」第四條修正及「教師法」有關教師組織之修正過程中,教師組織工會的訴求均未能成功,不在於教師不願意或無此認識,也非政府勞工主管部門勞委會之反對 ,真正反對的力量是來自主管教育行政之教育部及師範教育體系之學者以及教育會這三種代表教育專業體系的力量 ,而他們的立論則不外乎以「聖職教師」論(主張教師工作的神聖性、地位的崇高)及「專門職教師」論(強調教師的專業化)來否定「勞動者教師」論,其實「聖職教師」論固與「勞動者教師」論較難以相容,但與「專門職教師」論則非全然相互排斥。因為勞動者是就其職業上的聘雇關係之性質來立論,而專門職業人員是就其職業工作內容之性質與從事此工作者之特性來界定,因此並非截然的區分,此觀諸各國教師均朝向專業化發展,但其教師身份定位卻有勞動者或公務員之差異可知 。所以,未來教師圖像的發展,雖以「專門職教師」為主要趨勢,但不應排除「勞動者教師」的發展可能,更不應以「專門職教師論」來否定「勞動者教師論」。
不論公、私立學校教師組織工會之自由,均應屬憲法上結社自由、工作權或生存權所保障之範圍,此種限制教育事業不得組織工會之規定,似已超越憲法第二十三條所稱之︰「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範圍,有違憲之嫌 。九二八教師遊行之前與後,教育部及行政院在與全教會協商教師工會未來修法方向時都承諾對「教師組織工會」與以支持的立場 。

三、 世界各國與台灣教師工會的發展情況
世界教師組織(Education International)有158個國家310 個教師組織 2600萬教師成員(http://www.ei-ie.org)。基本上殮.??織情形:
  德國公務員基於團結的自由,可以組織「德國公務員工會」,而此等權利亦存在於教師。德國縱使是作為公務員之教師,事實上亦具有勞動者之性質,得組織工會。例如「德國總工會」(DGB)下的「教育與學術工會」(Der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GEW)。日本公立學校教師雖然是特殊的公務員,但法律規定均應為勞動者享有勞動權,而受日本憲法第二十八條的保障。美國教師,無論是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所雇用,在其與學校間之僱傭關係下,均具有勞動者之性質與權利。
我國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八十四年教師法在制定過程中,雖然亦有立法委員主張教師應可組織工會及享有罷教權(草案第十九、二十條),但在經過長期爭議及妥協之過程中,教師法中僅通過教師得組織教師會,而罷教權雖一度通過委員會審查,但在二讀時遭到刪除,至於教師會之性質,則因妥協之結果,兼具有教師工會及教師專業團體之部分功能
四、 我們為何選擇「教師工會」,不是「教師會」?
由於教師法是以教師作為一種職業及其所從事之教育專業工作為規範對象之法律,因此,教師法中所規範之教師組織其實本應屬教師之專門職業團體,而類似律師公會、醫師公會等專門職業人員之團體。然而,在教師法立法之初,由於部分教師團體主張教師應可組織工會,故除教師應有組織團體(團結權)之權利外,更將教師之罷教權(爭議權)及協商聘約準則(團體協約權)等納入草案中。雖然嗣後在政黨協商及表決過程中,罷教權之規定遭到刪除,而教師組織之定位也被定位為專業組織,但仍保留有若干工會組織之色彩。例如,擁有無配套措施難以執行的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參見工會法第五條)及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參見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之功能。反之,現行規定雖規定教師會具有一般專門職業團體之功能,例如: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自主權、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制定教師自律公約等功能,但是並未如現行專門職業人員之團體採取強制入會制及非入會不得執業之限制,同時也未賦予教師會對於違反教師會章程或教師自律公約者可移送懲戒(專業團體之自律)之規定,這使得教師會成為自願性加入之團體,削弱了教師會之代表性及其專業自律功能。教師會雖兼具有產業工會及專門職業人員公會之特徵,但卻無此兩種團體之完整功能,因此,不但在定位上不清楚,在功能上也不完整。
在教師法中教師會之聘約協商權規定的很模糊,協商的主體、內容、程序及執行效力都沒有規定。儘管現在已經成立各級教師會的組織,但是行政主管機關根本就沒有與教師會協商工作條件的認知與具體作為,甚至於粗暴狂妄傲慢自大到否定教師會的代表性,故意的放話誤導各界並分化其他族群與教師的和諧,這也是九二八遊行的根本因素之一。
遊行前與後,教育部與行政院在與本會協商教師工會未來修法方向時都表示尊重本會之立場。之前本會對於教師工會修法擬定兩個方向為:優先修正教師法第八章教師組織(教師會),增列勞動三權的規定﹔如果前項修正有困難則修正工會法第四條,刪除「教師不得組織工會」的規定。
三月十七日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教師法第八章教師組織時,對第一項「教師會為教師之專業及勞動職業團體」就出現意見分歧現象,其它增列之條文更是無共識,基本上教育委員會委員各自以代表家長、行政機關或教師等立場發言,各說各話。總觀而言,將教師工會放在教師法中規定就是「定位」的錯誤,就像如果將工會法的內容搬到「促進產業發展條例」中一樣會出現不適格的問題。既然教師組織的重心是勞動三權,就應該在環衛社福委員會中討論,以勞動三權的思維看待教師組織,否則即使教師法中勉強修正教師會組織、任務及運作,以後還是會為教師會的定位一直爭議不斷。
本會經三月二十二日臨時理監事會決定,自即日起推動工會法第四條之修正,刪除「教師不得組織工會」的規定。在本質觀念及行動上,徹底的認同教師是「勞工」的身分,以台灣社會受僱者勞工為自我認同的起點。

五、 教師「非勞工」不適用「工會法」,教師適用工會法有損教師之地位?
  不只是教師,台灣的知識分子即便看清自己在資本生產工業中「受僱者的社會位置」而以「專業進步性」的自我期許,也仍然只能以「公會」(非工人身份)、「協會」(NGO 化專業性組織)作為集體身份的認同。
  其實教師組織工會與教師組織專業團體並不衝突,因教師本身正如其他專業人員可能兼具有專業人員及勞動者之身份,關鍵在於教師本身及社會大眾對於教師具有勞動者之身份是否能有正確之認識。教師作為勞動者之身份所以產生爭議,並非本質上教師非勞動者,而是心態上能否接受教師為勞動者的問題,而法令制度上之規定,不過是反映國家或社會大眾甚至教師對此一身份定位的態度而已。
  長期以來,存在著兩個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迷思,首先是「教師是專業的教育工作者,組織工會將影響教師社會地位」。此種「工會主義」將影響「專業主義」的論調其實有著更為深層的指涉,亦即:「教師不是勞動者,勞動者不具專業」。我們以為,無論是哪一種說法都是對全國八百萬勞動者的汙辱,工具化的所謂「專業主義」不僅無法提升教師專業,更恰恰是教師族群追求專業的最大阻礙。
社會地位高低與工會毫無關係,只要教師專業受到尊重,工作表現受到肯定,自然會有高度社會地位。從另一觀點,如果教師徹底的將自己認同是勞工,讓勞工的意像由現行「普遍性的負面價值」轉為「積極正面的價值」,這是對台灣社會階層觀念重整最具意義的事,也就我們於九二八遊行時向台灣社會宣示以「土地和人民為我們教育的新規準」之初步實踐。
    
六、 教師適用工會法後,其現在的權利將被剝奪或減少,教師退撫制度  將會改變,教師不能再參加教評會和校務會議?
勞動三權是法律保障受僱者的「社會權」的一部份,教師適用工會法只是「增加教師勞工的身分」,不是「改變教師原有的屬性」。教師的薪資、退休、撫卹、進修、教評會及校務會議等係由法律明定,不因有了工會而改變。適用工會法後唯一改變的是以後雇主(公立學校為主管機關、私立學校為學校)要變更現行的工作條件應該與教師工會協商,像教師退休制度修正、退撫基金投入股市、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分級等政策變動,教師的心聲才會被官員認真傾聽。
台灣國營事業當初適用工會法時,其工作條件不但沒有變更,員工的公務員身分沒改變,反而透過工會組織爭取更多的權益。但是後來政府透過「公營事業民營化條例」的立法將國營事業民營化,在民營化的過程,員工權益的保障完全看工會的力量,工會力量愈強者其為員工及公司爭取之權益愈大,公司更能抵擋資本業者的併吞﹔工會愈弱者,不但公司消失,員工權益也不保。「工會」是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的機制,不是一個低層勞動階層的代稱。
把工會單純看成只是私人企業生產的勞工組織,甚至威脅要剝奪適用工會法的教師其現有的權利,不是對工會的無知,就是刻意要製造台灣社會勞動階級的矛盾者。

七、 「罷教」將會犧牲學生的學習權?
  儘管世界上重要的議題很多,但是「勞資雙方」權利的平衡以維持社會健全的發展還是最重要的課題,如果勞資雙方位置強烈的不平衡,社會只會動盪不安,國際勞工組織(ILO)會將「罷工」列為所謂「勞動的基準」而成為普世的價值,是關照整個社會發展的全面性思考。考量罷工權如果只是單純從「生產量的減少」方向思考,而不了解其為達成「勞資權益平衡」的社會目的,「罷工」就會如「工會」一樣,在台灣也是「普遍性的負面價值」。
以實際情況而言,勞資雙方本是同根生,勞方的罷工現實上都是傷害自己,如果不是為公司(學校)長遠更好的未來,沒有勞方會願意罷工。在台灣只有看到資方一再虧空公司、積欠勞工資遣費的例子,還沒聽到因為勞方的罷工而使公司倒閉﹔看到的都是教師為學校及學生更好的制度而罷課,沒聽說教師為爭取不法利益而罷課。不清楚事情的人常常跟著人說:「老師罷工還得了,小孩沒人管,還跟著學壞…」基本上,台灣社會的勞動教育嚴重不足﹔但是,現在是個起點。請給台灣社會一個正確的勞動教育機會。
再以法律的社會面向而言,「罷工」既然已是國際勞動的基準,也是受僱者於社會制度面救濟的最後管道,把勞動者救濟最後的管道以法律限制是無法禁絕的,它會以其它管道或以挑戰法律的正當性的型態出現,傷害的反而是國家的法治基礎。「罷工」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做不做」的問題,現在的教師法沒賦予教師罷教權但還是出現罷教的情況﹔罷工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衝突的問題,法律條文的限制無法解決社會結構衝突的問題。
教師既然要增加認同自己是「勞工」的身分,捍衛勞動三權就應該是我們的職志,我們不能接受別有用心或認知不清的「罷課傷害學生權益」的說法。從現在開始,請你我給台灣社會一個正確的勞動教育。
  反對工會依法「罷工」的人,是沒有足夠的社會民主信念,沒有資格當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

八、 教師組織工會後之法制調整
  教師組織工會,在法制上將涉及教師法與工會法之修正,以及現有教師會與未來教師工會間之關係。再者,教師組織工會議將與工會所得行使之團體協約權及爭議權產生關聯,因此也必須就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加以處理。
教師如欲直接依工會法規定組織工會,現行工會法第四條第一項之限制應刪除,並應直接適用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
然而,依現行教師法之規定,係將公、私立學校教師之資格取得、聘任(解聘、停聘、不續聘)制度、權利義務、組織、權利救濟等予以一體化規定,故公、私立學校教師,其與聘任權者(私立學校為該設立學校之財團法人,公立學校為該設立學校之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契約內容多為法定,當事人進行協商之範圍也較為有限(參見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二條並比較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十四條之規定)。其團體協約之協商範圍,將因係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而有所差異,且依團體協約法協商團體協約之範圍必須受到該法之限制。
此外,公立學校與教師間之聘任契約,目前通說認為與私立學校與教師之契約相同,均屬私法契約,此種私法上之聘任契約,依其具有從屬關係之特性,應包含於勞動契約之範圍內。惟目前亦有主張公立學校與教師間之聘任契約係行政契約者,如被認定為行政契約,則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且屬於公法上之法律關係,其雖是否適宜依團體協約法之規定協商締結團體協約,不無疑義,但似亦無法律限制或其他具體理由可以完全排除以團體協約方式締結行政契約之可能。
教師組織工會後可依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於發生勞資爭議時進行調解、仲裁,甚至實施罷工。此外,現行教師法有關教師申訴之規定,則必須排除有關聘約之爭議,聘約之爭議應循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處理。
教師如直接依工會法組織工會,則教師法第八章教師組織必須加以調整或刪除,最少教師會協商權的存在與工會法會有競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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